古代的致仕制度与官员的退休生活

      中国古代一般称退休为“致仕”“致事”“致政”“休致”，俗称为“请老”“告老”“乞骸骨”等。致仕的意思是将政事或官职还给君主，自己告老还乡。今天通行的“退休”一词，则源自唐代。唐代韩愈在《复志赋序》中有“退休于居”的说法。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包括退休年限、退休待遇和退休程序等。古代官员的退休制度随着君主专制的确立而产生，又随着君主个人意志的转变而不断变动，故此中国古代从未产生一个一成不变的刚性退休制度，但是，也大致形成了70岁退休的基本年限，以及退休待遇从高向低扩展、覆盖面从少向多发展的趋势。退休是官员一生的重大转折，退休生活是与宦游生涯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。

      退休条件

      中国古代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官员选拔和退休制度，规定了相对合理且富有特色的退休条件。这些条件包括官员的退休年限、官员父母的年限、退休官员的政治责任以及身体健康状况。

      官员退休年限的规定似始于西汉。先秦分封制社会实行的“世卿世禄”制度，决定官员多为世袭，因此不存在退休制度。自汉高祖刘邦开创“布衣将相格局”后，世卿世禄制度被打破。为了维护皇权统治，朝廷通过经学考试或察举征辟机制来选拔、任用官员，与之相应的官员退休制度也逐步建立。汉代官员的退休年限大致为70岁。三国时，官员致仕也遵循70岁之限。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（489年），御史中丞沈渊表奏：“百官年登七十者，皆令致仕。”得到批准。这被认为是法律上对退休年限的最早规定。

      唐朝从制度上规定了官员的退休年限为70岁。宋朝规定文官年满70岁退休，曾一度规定武官退休年限延长10年至80岁，但到元佑六年又与文官拉平。明代退休年限虽有波动，但最终仍然定为70岁。《明会典》载，洪武元年，规定“凡内外大小官员年七十者，听令致仕”；至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太祖又“令文武官六十以上者，皆听致仕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退休年限定在60岁。同时，太祖甚至准许中下级武官如指挥、千、百户、镇抚的退休年龄可以提前至50岁。但是，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太宗将官员的退休年龄又改回至70岁，诏令“文武官七十以上不能治事者，许明白具奏，放回致仕”。因此，明代官员60岁退休的政策只执行了41年时间。清朝官员的退休年限一般也是70岁。

      官员父母的年限，有时也是官员退休的条件。南朝宋时，如果父母到了80岁，则官员应该回家尽孝。此外，古代官员退休条件还包括政治斗争、工作责任、身体状况。政治斗争往往成为古代官员退休的因素。唐代功臣尉迟敬德居功自傲，得罪了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宰相，也受到太宗多次训斥，说有人告他谋反。尉迟敬德深感不安，才49岁便上表请休。官员的工作责任往往在考核中显现出来。明清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，京官叫“京察”，地方官叫“大计”。考核中如果有德不称职、才力不及者，以及浮躁浅陋者，都要勒令致仕。也有因工作出错，被勒令致仕的。身体状况是官员退休的另一个重要条件。唐朝规定，身体衰老的官员即使未达70岁年限，也可以退休。宋朝官员“虽未及七十，但昏老不胜其任，亦奏请之”。清朝规定，65岁以上的武职官员，如果身体确实衰迈，则休致。

虽然制度上规定了70岁的退休年限、工作责任和身体状况等条件，但是在皇权独裁的人治社会中，官员退休关键性的因素，是皇帝的个人意志。

      退休待遇

      中国古代官员的退休待遇有一定的制度性规定，但朝廷却反复强调“皆出自特恩，不为定制”，反映了皇权专制社会归功“皇恩浩荡”的本质特性。历朝历代官员的退休待遇各有不同，但基本趋势是退休俸禄由少到多，享受层级由上及下，覆盖面由寡至众。

      西汉前中期官员退休待遇没有固定的制度。只有高官退休时，皇帝才会凭自己的兴趣赏赐俸禄和钱物。景帝时第一个提出退休的石奋，按上大夫的俸禄领取退休金。至平帝时，第一次从制度上统一规定了退休待遇。元始元年（公元1年）平帝下诏：“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，年老致仕者，三分故禄，以一与之，终其身。”表明太守以上的官员退休时可领三分之一的俸禄。不过，太守之下的官员则没有退休待遇。与此相对，少数勋戚功臣则可以领全俸。东汉未循西汉平帝制度，官员退休由皇帝随意赐禄，如尚书郑均致仕时赐米千斛，后来又“赐尚书禄以终其身”。

      虽然唐朝强调致仕官“非有特敕，例不给俸”，但实际上却制定了官员退休待遇的制度。据《唐六典》载：“凡致仕之官，五品已上，及解官充侍者，各给半禄。”即五品以上的退休官员给予俸禄的一半作为生活保障。与西汉平帝制定的退休待遇相比有所提高，从三分之一提升到二分之一。但享受退休待遇的级别没有太大变化。唐代的有功之臣退休时，可得全禄。但是，六品以下的官员，只领4年的半俸，停俸后依靠耕种或出租永业田谋生。天宝九载，玄宗决定五品以下的退休官员“终其余年”都要发俸，且“永为例程”。这与平帝政策相比，又有进步，已经由上及下地覆盖。

      从宋到清，官员退休待遇经历了一个“U”形曲线，其谷底是明朝。宋朝经济发达，又推行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国策，给予官员的退休待遇为历代最好和最高的。太宗淳化元年（990年）五月，朝廷制定了退休待遇，下诏颁布了《致仕官给半俸诏》，虽然也是半俸制，但并未规定“比二千石以上”或“五品以上”，而是所有职事官都享受半俸，因此覆盖面更大。这是中国退休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。元丰五年，神宗又有新规：“致仕官有战功，曾经转两官以上者，并许发给全俸。”到了明代，官员致仕后的待遇跌入谷底，堪称历朝历代最低的。初期，除特殊情况外，退休官员都无薪俸和赏赐，仅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程度的赋役蠲免待遇。自宪宗后，九卿至内阁大学士退休，逐渐形成月给米2-4石，岁拨差夫2-6人的制度，但无法与前后朝代相比。至清，官员退休后的待遇又有所上升。清代退休制度最大的特点，是规定了下层士兵的退休待遇：“八旗兵丁年老告退，无亲族可倚者，月给银一两；曾出师得有功牌者，银一两，米一斛。”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为下层士兵退休待遇作出制度性规定，表明退休待遇在由上向下扩展，覆盖面更大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不过，它仍然具有局限性，只有无依无靠的八旗兵丁退休时才有此待遇，至于其他兵丁或有依靠的八旗兵丁，则无法同享。

      以上多是历代政府对退休待遇所作的一些制度性规定，但在执行中，往往不能完全兑现。虽然唐代天宝九载有过规定，五品以下的官员退休后发半俸终身，但实际上很难落实。杜甫从检校工部员外郎（从六品上）任上退休后，生活无着，多靠朋友接济。宋太宗时规定官员退休享半俸，但并未完全执行。宰相杜衍因为“不殖私产”，退休后生活限入困顿，只能长期借住在南京（商丘）车院中，直到去世。

      退休程序

      古代官员的退休手续，一般都是由官员自己提出致仕，有时候需要两次或三次以上，才获得批准。唐代官员退休，都必须上疏请求。宋代也实行了退休申请之制，官员致仕时，要自己提请两次，方获批准。但神宗熙宁二年，观文殿学士、吏部尚书、加赐太子少师赵槩致仕时，“三乞始从”，开创了三次请求致仕才获批准的先例。

      既然是规定官员自己提出退休申请，那么很多官员当然就拒不提请。北宋治平四年，枢密院向神宗报告：“年七十致仕，虽有著令，而臣僚少能自陈。”近已将老病昏昧、不曾显立劳效、有过错的官员“直除致仕”，并建议今后任用“年七十以上”的大使臣时，都要让他们赴枢密院来考察。如果是“年老、昏昧、病患”以及考察上有问题，都要“具姓名取旨，直除致仕”。获得批准。官员如果70岁不提出退休申请，会遭到弹劾。

      官员提出退休后，必须经过皇帝批准才能生效。皇帝对待官员提出的退休申请，根据自己的意志和需要加以定夺，或者批准，或者挽留。明朝虽然规定官员70岁退休，但又规定“其有特旨选用者，不拘此例”。“特旨选用”成了皇帝挽留自己信任的高官的常用手段。面对一些官员主动要求退休的情况，皇帝可能要求甚至强迫官员留任。

      皇帝是否批准官员退休，还要考虑到官员队伍的整体状态。官员任用和退休必须做到相对平衡，有进有出，官员队伍才能既保持稳定又具有生机；只进不出，或只出不进，都会造成队伍失衡。一般情况下，官员想要留任，而不愿致仕，皇帝需要逼其退休。但也有少数时候，官员致仕成风，则会引起治理危机。

      退休生活

      官员致仕后，便开启了退休的生活模式。但是，不同性格、不同追求的人，其退休生活各不相同。

      第一，做官后遗症笼罩下的退休生活。有些官员退休后，会出现做官后遗症。西汉石奋归家后，人虽退了休，但心仍在官场上。每岁节令都积极地赴朝参会，“过宫门阙必下车趋，见路马必轼焉”。他的子孙担任小吏，回家看望他时，石奋“必朝服见之”，从不喊他们的小名。子孙有过失，就对着饭桌绝食，搞得子孙愧疚自责，请求里中长老出面调解，子孙肉袒谢罪，石奋这才表示原谅。子孙只要是到了戴冠的年龄，每次宴会必须整整齐齐地正冠而坐。皇帝每次赐食于家时，石奋“必稽首俯伏而食”，好像皇帝就在眼前。石奋把家当作官场，完全没有家人之间温馨随和的氛围。

      第二，失去权力的困苦生活。有些官员退休后，失去权力，也没有了庇护，可能被权贵所迫害。明洪武八年，翰林待制王僎致仕后，其子王弘为龙江递运所官吏。丞相胡惟庸家人乘舟经过江上，与官船相碰，引起纠纷，胡家人回去就向胡惟庸告状。胡惟庸大怒，把王弘关了起来，要罚他款。王僎过来处理，见儿子家贫无钱，于是自己在京师教授学生，用学费来为儿子付罚金。胡惟庸被杀后，王弘得以解困，王僎才得以回家。

      第三，富有雅趣的悠闲生活。官场奔竞无穷已，难得浮生半日闲。有些官员对退休生活充满向往。北宋元丰五年，太尉文彦博留守西都，当时富弼在司徒任上致仕。文彦博召集洛阳年高德望的公卿大夫们成立耆英会，仿照唐代白居易的九老会，在资圣院建了栋大厦叫耆英堂。先由文彦博主持，前往富弼家中举行宴聚，然后再由富弼主持，再到尚未宴聚的下一家，以次递进。洛阳多名园古刹，有水竹林亭之胜。诸老鬓眉皓白，衣冠甚伟，每宴集，引起众人围观，成为洛阳盛事。有些致仕的士大夫，把住所营建得非常雅致，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。例如，唐代郑薰以太子少师告老致仕后，称居所为“隐岩”，植松于庭，自号“七松处子”。

      第四，亲人相守的田园生活。辽朝末年，官拜金紫崇禄大夫的马直温退休时，其妻表示庆贺，称结婚逾50年，青丝变白发，故乡的田地和菜园都快荒芜了，现在既已退休，夫妻正好“携手东归，渔阳山水，自古清秀，乐时娱燕，斯于偕老，岂不美欤？”于是夫妻二人相携还乡莳弄菜园。明朝景泰初年，76岁的南京吏部尚书魏骥致仕回乡后，杜门教子孙耕读，成为乡邦楷模。

      第五，发挥余热的充实生活。很多退休官员回到家乡后，都能够发挥余热。有的向朝廷建言。明洪武时，已经退休的晋府长史桂彦良，奏上“开经筵”等“太平治要”十二策。有的在家乡办学授徒，传播知识和文化。有的则在家专心著书。唐末，枢密使严遵美致仕后，专心撰著了《南北司治乱志》。清代王鸣盛和钱大昕郎舅俩退休后，都移居苏州，专心致志地撰写著作，分别写成了《十七史商榷》和《廿二史考异》，为学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